中美对抗正在向纵深发展，基本上已经进入新冷战状态，为遏制中国发展给美国领导地位及美式文化带来的潜在威胁，原来只关注经贸平衡、一心搞“美国优先”的特朗普，在美国极右翼和传统建制精英的教唆形塑下，也开始和中国打起了“政治认同战”。
特朗普的新中国政策主要包括三个层面：
一是继续在经济领域打压中国，推动产业链回迁美国或转移到其它国家，在平衡中美贸易与削弱中国经济的同时，推动与中国经济逐步脱钩，最后如特朗普所言“彻底切断与中国的关系”。
二是在安全、文化、价值观与意识形态领域挑拨和其它国家的关系，尤其是和中国周边与欧洲国家的关系，将中国形塑为一个危险的扩张性政权，国际社会的异类和西方的共同敌人。
三是将中国执政党与人民区分开来，用“中共”代替“中国”，将港台与中国大陆进行割裂，试图通过在中国内部制造张力，对中国进行内部裂解。
我前些天在一个报告中谈到，这就是美国在冷战中对付苏联的路数。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郑永年先生也在一次演讲中说，这是他对中美关系最担心的事情。
和原来单纯的经济与政治打压相比，“政治认同战”显然更为狠毒。特朗普这个原来对地缘政治毫无认识、对“民主自由”也不屑一顾的商人总统，在入驻白宫四年后，已经完成了建制化转变，变成了一个比传统美国建制政客更具破坏力的“心机Boy”。
因为打压中国已成为美国两党的稀缺共识，未来四年——或者可以说在中美争夺决出最终胜负之前，不管特朗普还是拜登，或者任何一个人做总统，中美关系都会冲突不断，已经感觉到中国“威胁”的美国 ，会持续打压中国，力度只会越来越大，手段会越来越极端。
所以，对中国来说，在正面迎战美国、和美国争夺“国际统一战线”的同时，如何提升自己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，在内部治理上先立于不败之地，是一项事关中美对抗成败与国家前途的历史性挑战。
我认为，要战胜这个挑战，最关键是要保持社会活力，并将这种活力转化为正面对抗的战略韧性与继续发展的强大动力。具体来说，又包括两个方面，一是经济（包括作为第一要素的科技）社会活力，二是政治社会活力。
经济社会的活力比较容易理解，相对来说也比较容易做到。只要中国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，尊重市场规律，减少非生产性运动对经济生产活动的冲击，为激活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创造公平良好的法治化环境，同时加大科技投入，补足在基础研究与高科技领域的投入短板，以中国的市场规模与生产要素水平，经济发展就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。
和保持经济活力相比，更大的挑战在于如何保持政治社会活力。这是因为中国是个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，和采取联邦民主制的美国相比更强调秩序与权威，这种体系的优越性是能从上到下如臂使指，具有极强社会动员能力，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，在这次疫情防控中，这种制度体系的优势就得到了充分发挥，迅速控制住了疫情蔓延，相比之下，采取联邦民主制的美国，则在病毒围攻下，因为缺乏协调一致的社会动员能力而一败涂地。
但，正如任何硬币都有两面一样，历史发展也多次证明，在社会治理实践过程中，如果把握不好平衡，太过强调秩序权威，导致社会活力空间不够，也会产生预期外的效果。
中国要持续发展，在对美博弈中保持的战略韧性，实现国家崛起，就必须保持政治社会活力，必须有滋养社会活力的开阔空间。这既是中国发展崛起的需要，也是国家在治理上走向成熟的标志，我们作为一个有十四亿人口的大国，需要有这样的意识、胸怀与自信。
在这一过程中，社会公众也要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发展水平与承受边界，要认识到中国文化与制度和西方不同，它有基于自身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治理逻辑，对峙心态或在野姿态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，还会因此而产生后坐力给自身带来损失，使得本来还可以沟通的空间因此而消失。
在这一互动过程中，一锤子买卖式的沟通，无论对谁都会产生极大损失，无论任何一方，都应该以积极的心态，以推动国家与社会发展为公约数，进行持续有效的正向沟通。
因为美国开始对中国打“政治认同战”，一方面联手西方打压孤立中国，一方面又在激化中国的内部矛盾，为保证自己内部安全，中国必须确保在政治、社会、经济、金融、生物安全等领域，都不出现大的系统性麻烦，必须在各领域进行安全加固，排除各种潜在风险。
与此同时，需要注意的是，在进行内部安全加固时，也要防止走向极端，超出社会可承受能力，形成危险的内卷化问题，影响到社会活力。
美国这套挑唆他国内部矛盾的厉害在于，如果你不进行内部安全加固，就可能矛盾爆发，导致被颠覆；而如果在进行内部安全加固时超出了社会可承受边界，片面追求安全稳定，又可能窒息社会活力并引发社会怨气上升，反而影响到安全稳定，最终在对安全的绝对追求中形成恶性循环导致崩溃。
所以，如何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，既保证内部安全稳定，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激发政治与经济社会活力，对中国来说极其重要，它是中国在中美对抗中立于不败之地，和持续发展崛起的一个必要前提。
